先來看教授浮報研究費的元霖企業案後續新聞報導，因為本案牽連太廣層級太高（有大法官涉案），筆者光是元霖案件業已協助二十多位包含院長級的教授及助理處理，心中也充滿無限感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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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元霖企業老闆轉污點證人，驚爆500名教授涉嫌以假發票核銷研究費，連一名大法官，也因任職教授期間與元霖有多筆交易紀錄，遭檢調鎖定偵辦，大法官的妻子日前還私下找校方高層打探丈夫涉案情節，但校方未漏口風。
喝花酒也報帳
檢調初步清查發現，這些涉案教授中，雖有大多數是便宜行事，請廠商提供不實發票協助解決報帳困擾，沒用完的公款最後仍花在其他研究計劃等公務上，但也不乏貪婪之徒，明顯公款私用，實際購物從售價高達15萬元腳踏車、近10萬元的50吋液晶電視、單價數萬元的COACH包、萬寶隆鋼筆等精品，到SOGO等禮券甚至悠遊卡等儲值商品，項目五花八門，唯一共通處是花費顯與公務無關。
元霖企業有限公司. 負責人：施揮揚
2012/05/26台灣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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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霖企業案件延燒越來越廣，連法律界所無上尊崇的大法官都涉案，真是令人吒舌，這個元霖案檢察總長應該要好好考慮偵辦原則，否則真的是會動搖國本，因為本案被偵訊的人高達數千人，除了之前分享被偵訊的因應技巧外，再來分享一些警察局偵查隊、調查局市調處、地檢署應訊答詢及律師陪訊獨門密技（筆者綜合以往處理元霖案件以外刑事偵查程序之案件心得）：
一、被告接受偵訊前應想辦法睡好覺、吃好飯：
目前一般律師限於警察局偵查隊、調查局市調處或北機組及地檢署偵查程序較強勢主導以及偵查不公開，因此當事人在前述檢調單位接受偵訊問話，大部份律師僅會坐在偵訊被告後方勤做筆記，偵訊全程不發一語，任憑被告自行回答警員（或偵查佐或小隊長）、調查員、檢察事務官或檢察官的問題，然而這樣真的有辦法完整而深入地維護被告權益嗎？筆者經驗是，當事人一接到檢調機關（如警局、市調處或地檢署）傳喚通知書，幾乎是從接到開始就因為擔心而食不下嚥、睡不入眠，接連數天下來一直到應訊當天，幾乎無一倖免帶著「熊貓眼」去開庭或接受約談，精神狀態非常不好，再加上應訊當天緊張情緒升到最高，因此一進到檢調機關偵訊室或偵查庭內，無一不雙腿發軟手腳發抖，在那樣的情境下，只要檢調人員稍微質疑被告或犯罪嫌疑人的說詞，大部分被告都會試圖解釋，然而筆者經驗，只要被告或犯罪嫌疑人話一說多，通常都會言多必失，因為很多事情是無法完全解釋清楚的，且當事人對於法律評價通常是錯誤的，因此會誤認自己講的話在法律上應該是沒問題，筆者就曾處理過幫當事人辯護原本背信罪名無罪，但後來卻被法官認定有侵佔罪名，就是因為被告認為他另外講的事實在法律上沒有問題，結果在法律的評價上仍有侵佔問題。這些都是因為精神狀態太差影響到臨場的表現，所以被告接受偵訊前應想辦法睡好覺、吃好飯，就算去求助精神科也不為過，因為那種精神壓力，沒經歷過的人是完全法想像的
二、律師應為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最堅強後盾：
雖說被告在接受偵訊前應想辦法睡好覺、吃好飯，但筆者經驗，被告在偵訊前一晚能完整入睡者可說不到百分之一，因此精神狀態還是很差，這時為了避免被告在心理上先投降或應訊時被擊潰，律師應為被告偵訊時最堅強後盾，適時給予被告下列心理上支持與言語上之支持：
（一）律師應想辦法多與調查員溝通：
雖說尊重檢調人員偵查程序主導很重要，然而很多時候被告相關程序上的權益，或者實體上問題，律師既然在場應該要適時向檢調人員來提出或主張，否則律師全程在場陪訊不發一語（經筆者瞭解，好像是常態），是很容易讓被告更加孤立無援。據此，律師應想辦法多與檢調人員溝通，特別是當問題不清楚時，應協助當事人向調查員釐清，如調查員詢問被告：「你有無曾經向元霖企業索取不實發票？」、「你有無在消息公開前，就去買賣某某公司股票？」，這時律師應該協助被告跟調查員釐清問題，什麼叫不實發票？你指的消息是什麼？可否提示證物？藉由上述問題清楚界定事實及問題，並使當事人覺得有人真正當他的後盾。
（二）律師應想辦法提醒調查員被告已經清楚回答他的問題了：
由於調查員偵辦案件通常已有案件大致架構，所以實際偵訊過程容易陷於其既定犯罪架構之認定，在具體問題中一發現跟他原先認定之犯罪架構不同時，會直接質疑被告的回答，這時律師應該勇敢的跟檢調人員說：「長官，我相信你的耳朵應該沒問題，這個問題我的當事人剛才已經回答過了，不相信你可以聽錄音，或者要我當事人就同樣的答案再說十次也沒問題。」（筆者就多次這樣提醒調查員），除了提醒檢調人員不要預設立場外，也讓當事人知道他回答的很好。
（三）想辦法坐到當事人（被告）旁邊：
由於調查局台北市調處偵訊室及地檢署偵查庭的座位安排，被告坐前面接受偵訊，律師坐被告後方兩公尺左右聆訊並做筆記，由於這樣的座位安排容易造成被告因實際距離造成心理距離而感到孤立無援，如果律師又全程不發一語，那被告可真像漂流荒島，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了。所以，律師於偵訊過程，如能藉由相關機會坐到被告身邊，如查閱調查員或檢察官提示被告之卷證時，或者原本兩位調查員臨時又增加一位調查員時（通常是進來質疑被告的），三人圍著被告那可真是會讓窒息的，這時律師都應該勇敢坐到被告身邊，讓他有安全感。
（四）律師應勇於異議檢調人員不當之訊問：
一般人因為從未到過警局、調查局市調處或地檢署應訊或接受約談，所以很多警員、偵查佐、小隊長、調查員、檢察事務官或檢察官的問題陷阱必須小心，例如檢調人員常常問過的問題一再重複訊問，原因就是當事人回答的不是他們想要的，他們想要的就是被告回答的答案為犯罪的證據，所以此時律師應該勇於異議檢調人員已經重複訊問。此外常見的不當訊問也包括問題當中有前提假設，此種問題很容易讓當事人不知不覺就落入檢調人員的問題陷阱去，此時律師亦應勇於提出異議，而不是只是坐在後面抄筆記。
(五）想辦法幫當事人（被告）合法修改對其不利之筆錄：
偵訊筆錄是當事人到調查局接受偵訊最終的結果，也是調查局移送地檢署的重要資料更是將來法院的呈堂證供，因此有經驗的律師知道最後審閱筆錄的過程是非常重要，有經驗的律師也知道如何與當事人（被告）配合修改對其不利部分之筆錄。然而以元霖案為例，元霖案涉案當事人幾乎都有不實發票問題，其中有關發票不實部分，極有可能構成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或記入帳冊。」之刑責、或偽造文書刑責，此部分如何以相關證據證明，教授或助理對於發票不實情事不知情，則為元霖案另一重點，亦為該案不起訴之關鍵，據此，亦為合法修改筆錄之重點。
許文華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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